臺灣商務印書館第三代建築外觀 (2012年）｜影像來源：臺灣商務印書館

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 第一代建築外觀｜影像來源：臺灣商務印書館

比民國更久遠的一百廿年老字號
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1897年，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成立。由出身印刷業的夏瑞芳、鮑咸恩、鮑咸昌、高鳳池創辦，原是承印商業表冊、賬本和教會圖書等印務，故名「商務」。由於經營有方，業務蒸蒸日上。

當時社會上有學習英語的熱潮，商務印書館嗅出商機，開始譯介英語教材《華英初階》、《華英進階》，出版後熱賣一時（1898）。1902年，原為翰林、當時任南洋公學譯書書院院長張元濟加入商務，開始發展教科書編寫工作。

王雲五攝於臺灣商務印書館辦公室｜影像來源：臺灣商務印書館

1921年，胡適推薦王雲五接任編譯所所長，王提出編譯所整頓計畫，聘德國技師改進印刷技術，1927與1928年，王雲五發明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並完成四角號碼檢字法。1930年，王雲五接任商務總經理後提出科學化管理計畫，將印書版式、用紙規格化。此後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愈發壯大，1935年，在全國出版新書9,438冊中，商務便出版了4,938冊，佔52％。鼎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，在全國各地設有三十七個分館與支店，形成了強大的銷售發行網絡，商務成為全中國最大的出版社。

1947年，商務遣福州分館經理葉友楳來臺籌設分支事宜。隔年，臺灣分館便在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正式開幕，販售由上海本部運來的圖書、文具儀器等，數量種類皆不多，並沒有自己的出版業務。然而1949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上海商務旋停止對臺灣分館發貨。面臨無書可賣的情況，臺灣分館經理趙叔誠決定開展編輯、印刷業務，從一個販售處轉型成為獨立編印的出版社。

商務印書館是以編譯教科書起家的。來臺後初期十餘年，在經理趙叔誠的規劃下，以再版遷臺前的出版品與教科書出版為主。

1964年，王雲五重回臺灣商務任董事長之後，鑒於古籍沒有著作權的限制，可免去許多成本，同時又可呼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配合時代的需要。因此訂定新出版藍圖，重視巨部古籍叢書的印行、重版書籍。此外，主推新舊書籍參錯的《人人文庫》，提供青年閱讀素材。至今，臺灣商務出版書系仍兼顧傳統與現代，持續散播文化的種籽。

上海印刷廠事務所｜影像來源：臺灣商務印書館

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｜影像來源：臺灣商務印書館

首創私家藏書開放的劃時代圖書館

商務印書館內部原有一編譯所圖書室（1904年始），在1909年擴大成為涵芬樓，除了供商務內部人員使用之外，其成立的目的其實也顯示出一種清末民初士紳們欲「保存國粹、延續文化」而廣泛搜書的崇高理想。涵芬樓時期，古籍徵購的任務主要由張元濟負責，他窮畢生之力搜書，自述「每至京師，必捆載而歸。估人持書叩門求售，苟未有者，輒留之。」甚至在自家門口張貼「收買舊書」。

1925年，涵芬樓改為東方圖書館，商務印書館以一私人企業，將盈餘支持幾乎無利可圖的公共圖書館，並開放公眾閱覽，此一舉動在當時可說是開風氣之先。另一項領先的作法是：採開架式圖書館經營。雖然圖書容易遺失，但可節省填寫借書證、館員找書的時間，王雲五認為還能「免去學識庸庸而好漂亮者難為情與恐懼之觀念。」

1926年，東方圖書館開始每天下午對外開放，其二十餘年的豐富藏書獲學術界的高度肯定。1931年，東方圖書館正式開幕。1932年一二八事變，日軍進攻上海，東方圖書館、商務印書館總廠、編譯所、尚公小學等幾乎毀於戰火。亞洲第一的東方圖書館化為漫天紙灰，古籍善本一夕消失。僅存五千餘冊宋元善本，因移送銀行保險庫中存放才倖免於難。

被炸毀前的東方圖書館，善本古籍收藏達3,745種，共35,083冊，以方志收藏最精全，佔全國應有總數84%。館藏書量高達463,083冊，甚至超越國立北平圖書館，與商務相競爭的中華書局圖書館，1934年的藏書也才九萬冊。